云南财经大学合作行为演化研究最新进展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
来源： 时间：2015-01-09云南财经大学合作行为演化研究最新进展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
公共海域的渔业资源遭到过渡捕捞，各国政府为阻止全球气候继续恶化而相互推卸责任等诸如此类的公共资源分配或公共品生产问题一直是“智慧”的人类社会尚未解决的一大困境，1968年Hardin将此类问题称之为“公共地悲剧”。类似的困境也广泛存在于无“智慧”的生物系统中，如植物之间为公共资源而竞争、种间的合作演化和真社会昆虫之间的协作分工等。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现存的机制包括“谈判机制”、“识别机制”、“监督惩罚机制”等都面临着理论和实验观测结果的挑战。
近日，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旗下期刊《Scientific Reports IF2013=5.078（科学报告）》刊发题为《Asymmetric interaction paired with a super-rational strategy might resolv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without requiring recognition or negotiation》（不需识别和谈判机制的非对称相互关系和超理性策略可解决“公共地悲剧”） 的文章为解决该问题从非对称相互关系和超理性策略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新解。该项研究由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贺军州副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王瑞武研究员，美国Pratt Institute大学Christopher X. J. Jensen副教授，云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李耀堂教授共同完成（Sci. Rep. 5, 7715; DOI:10.1038/srep07715, 2015）。
该文基于“志愿者困境”博弈模型，结合合作系统中存在着“非对称相互关系（强、弱参与者或主导方和从属方等）”以及所有参与者之间因信息的不完全的而实施“超理性策略（个体只根据自己的收益值决定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的实际，建立了一个具超理性的非对称“志愿者困境”博弈模型，探讨了合作系统的非对称相互关系和“超理性策略”对参与者提供公共品（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强、弱参与者的提供公共品（合作）行为强烈依赖于社群的大小且存在一临界值，即当社群大小大于该临界值时弱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将随其增大而增大，然而强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却随社群大小增大而增减小。也即是说，如果合作系统的非对称度不是太大而社群又较大时，强参与者比弱参与者具有更大的意愿提供公共品（合作）。而系统的非对称度对强、弱参与者行为的影响却与社群大小的影响相反，即非对称度的增大会使得强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上升而使得弱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下降。此外，在所有参与者都采取超理策略时，系统的公共品被提供的概率却随社群或系统非对称度的增大而增大。结果显示社会合作系统中的“公共地悲剧”问题的解决可以不依赖于复杂的谈判或行为认知/识别能力，即在一个非对称性的合作系统，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超理性策略）而实现合作系统的稳定维持。
该研究为不具备高超谈判能力的无智慧生物系统中的“公共地悲剧”问题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也为具备高超智能（如谈判、合理可信的机制设置等）的人类社会解决公共资源分配或公共品提供等问题从非对称性和超理性的角度提供了理论启示。